速配资让辛芷蕾封后的《日掛中天》为何钟情广州？

▲广州十三行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瓷器瓶子盘子和碗速配资

图源：视觉中国

威尼斯电影节新科影后的获奖之作《日掛中天》，将镜头对准了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。这片终日喧嚣之地，历史上曾是中国最富庶的“天子南库”。

明人黄佐说广州城：“东村、西俏、南富、北贫。”意思是东关土气，西关时尚，南关富庶，北门贫瘠。至清朝时，随着十三行兴起，西关富商云集，原以消夏游乐著称的荔枝湾很快就成广州、广东，甚至全国最富庶繁华的所在。提到十三行，今天的广州人依然津津乐道，仿佛就在昨天，如他们亲眼所见。

十三行与广州的高光时刻

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清政府关闭江、浙、闽三大海关，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，使得广州独家垄断对外贸易交流，史称“一口通商”。

其实，为限制外国商人与中国市场直接接触，从清朝初年始，凡是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，都必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“公行”来进行。十三行后人梁嘉彬在他的《广东十三行考》中说：“所谓十三行者在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以前，早已有之，是年无非为十三行行商始有共同组织（公行）之一年而已。”

曾在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服务的美国人马士（HoseaBallouMorse）在其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中也说，“十二个商人取得操纵贸易特权，号曰‘洋行’，其后复加一人，定员为十三人数，即为世所知之‘十三行’也”。

“一口通商”上谕发布后，清政府当时的对外贸易和交流，都由广州十三行来管理和实现。也就是“以官制商，以商制夷”。朝廷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务，即商务和外交，一揽子丢给广州十三行。同时欧美列强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牵头，在十三行街内设立领事馆，当地人叫“夷馆”。规定洋人只准在十三行范围内洽谈贸易，不准进入广州城其他地方，甚至不能长期居住，贸易季节一结，就必须离开华南。这个时候洋人还算听话，清政府尚有能力维护帝国的尊严。可在1840年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
▲广州永庆坊图源：视觉中国

以现在的眼光看，分明就是一纸自大而消极的政令。这个政策的背后是朝廷的懒惰和害怕，期许用“一口通商”解决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安全隐患，以防不法分子“相互勾结”。这种管理上的短视与无能，阻碍本国经济发展，彻底丧失对外贸易主动权，已经严重背离社会发展的潮流。

于是，所有愿意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商，都将船开到珠江口岸。据说，“几乎所有亚洲、欧洲、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，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。”中国的茶叶、丝绸、瓷器、药材等从珠江口出来，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。这么好的生意，十三行的商业大佬想不发财都难。实际上，广州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高光时刻，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。据《规划广州》记载，1850年时，广州坐拥80万人口，居世界第四，仅次于伦敦、北京、巴黎。有句话说“少莫走广”，谓少时心智未定，易被广州的浮华迷乱。

▲广州永庆坊图源：图虫创意速配资

伍秉鉴与十三行

“洋船泊靠，商贾云集，殷实富庶。”粤海关所缴关税是清政府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，十三行也被誉为“金山珠海，天子南库”。要不是因为巨额关税收入，清政府恐怕连粤海关都会关闭。为什么？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，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”，这是乾隆撂下的话，他根本看不上外夷的“洋落儿”。

▲十三行外销商品

图源：视觉中国

鼎盛时期的十三行，以潘、伍、卢、叶四家所创办的同文行、怡和行、广利行和义成行最为著名，人称“广州四大富豪”。据说他们的家产总和比当时的国库收入还要多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富可敌国”。他们是通达朝廷、有权有钱的官商，其中伍秉鉴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。也有人认为，他们是“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象征”。

坊间流传着一首屈大均的竹枝词：“洋船争出是官商，十字门开向二洋，五丝八丝广缎好，银钱堆满十三行。”朱树轩描绘：“十三行外水西头，粉壁犀帘鬼子楼。风荡彩旗飘五色，辨他日本与琉球。”道光二年（1822），十三行火烧洋市，商人们存放在店铺和家中的洋银悉数熔化，银浆流到街头，形成“白银溪流”奇观。如此夸张的景象，足见十三行商人所聚敛的财富多么惊人。事实上，十三行是个统称，在发展过程中，多的时候26家，少的时候才4家。因为竞争激烈，再加清政府的勒索，昙花一现的商行也为数不少。真正让十三行闻名于世的人是伍秉鉴。他投资美国铁路、证券和保险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。

我们通常说“无商不奸”“为富不仁”，但广州十三行富商的口碑似乎还不错。现在的广州街坊在茶余饭后谈论十三行的辉煌时，更多的话题偏向于正面，譬如说伍秉鉴“富可敌国”“公正守信”“急公好义”“慷慨大度”。